新刊速递
共生与世界主义：帕克人类生态学视阈下的美国社会
（照片为作者提供）
孙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原文刊于《社会》2023年第2期
摘 要：美国是一个多族群的移民国家，族群关系研究是帕克“人类生态学”的主题。在社会形态继替的自然过程中，帕克看到旧大陆停滞在竞争、冲突的初级阶段，因而将适应、同化寄希望于发生在美国生境的高潮阶段。然而，同化的终极理想总是遥不可及，共生的混杂状态才是既定的社会事实。吊诡的是，帕克对此并不感到不可忍受，因其独特的生命历程，帕克始终对少数族裔抱持一种同情，这成就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社会想象。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仅仅围绕自然经济组织起来的生态秩序，缺少培育共识的熟悉土壤。从五湖四海来到新大陆的移民，源自不同的种族世系，他们习惯于生活在经济上彼此依存、情感上相互隔离的共生关系之中。假如中国城市中的移民没有成为患有“流浪癖”的“陌生人”，可能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个“家”，才让他们身处异乡流动而不流浪。
1998年6月，费孝通在“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做了主题为“补课”的发言。他在讲稿《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中说：“一个学者的理论总是反映他所处时代的实际。时代在变动，一个学者的理论也总是跟着在变动”（费孝通，2001：207）。耄耋之年的费孝通决心补课，不仅是对于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文化动态论的原因的解释，也是对自己能否跟上时代步伐的追问和自省。从何处着手补课呢？他选择把自己“最初接触社会学时的课本端出来重新复习一遍”（费孝通，2001：209）。这些课本就是吴文藻先生去世时留下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Park and Burgess，1921）和《城市论》（Park，et al.，1925）两本书（以下简称《引论》和《城市》）。通过吴文藻老师，费孝通“又找到了帕克老师”（费孝通，2001：215）。费孝通追溯了帕克由一个思想领域里的“探险者”成长为社会学的“拓荒者”的自然史（Raushenbush，1979），提出了理解帕克思想的一种可能。他透过帕克成长的“自然史”，呈现出帕克的生命与美国社会的共振（李荣山，2022：39）。费孝通（2001：329、334）看到，“美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的面貌”是各族群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进一步演变成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将要产生一个全球化的共生体系，但没有相应地在其上层的共识体系里完成一个道德秩序”。换言之，帕克面对的是移民“美国化”的问题，费孝通关心的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二者探寻的都是怎样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起“共识”。对于这个问题，帕克从未停止自己的思考。1932年，即将退休的帕克写信给麦肯齐，流露出要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汇总进《人类生态学》这部收官之作的强烈意愿：“我要尽可能地把我的思想都写进这本书里，不然我怕我这一生将怀抱着脑中的许多东西没有见世而我已弃世而去……我希望在去世之前还能做很多的事”（费孝通，2001：318-319）。说这话时，帕克走在人生最后一次“行行重行行”的路上，这趟南非之旅是补全“太平洋沿岸种族关系调查”的最后几英里。在“札记”中，费孝通认为帕克的族群关系研究没有完成，他也没能记下“帕克所阐发的社会学的实质问题”（费孝通，2001：263）。这是因为，帕克没来得及将“人类生态学”写成一部收官之作。不过，所谓著作难以代表帕克思想的全貌。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著作已经端倪渐显，主要体现在帕克自《引论》后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中。帕克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休斯（Everett Hughes）将帕克的零散论述以《帕克文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Robert Park）的形式出版。其中，《种族与文化》（Race and Culture）、《人类社区》（Human
Communities）两卷分别涉及种族与移民、城市与人类生态学的关键主题，其余几卷则收集了帕克对有关移民的“集合行为”“社会控制”等社会学问题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将人类生态学看作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作为一种可能的理论尝试，那么，它显然是最具帕克特色的“心智图示”（frame of mind）。正是基于上述文本，笔者认为，人类生态学是帕克值得重视的思想遗产，“城市”和“族群关系”是与人类生态学密切相关的研究内容。本文想要探究的是：帕克人类生态学的独特理念是什么？通过人类生态学，帕克怎样理解美国社会？如今，芝加哥学派的基本面貌是相对清楚的（Abbott，1999；库隆，2000；何雨，2016；陈心想，2019），它的主流议题显然是都市研究（Molotch，1967；Goist，1971）。作为一个神话般的具有独特人格的城市（Venkatesh，2001:275），理想的芝加哥造就了芝加哥学派。社会科学家对城市生境的持久迷恋，也使得芝加哥成为“现代最有计划的城市之一”（Suttles，1972；Jackson，1984；Turner，1988）。在这种经验与观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在推动城市社会学成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芝加哥学派在知识上的鼎盛期并不长久”（田耕，2016：221），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界震荡很快终结了芝加哥学派的统治（Camic，2007）。作为该学派的领头羊，帕克本人的思想也未得到足够重视。同芝加哥学派有亲缘关系的学者（Johnson，et al.，1944；Raushenbush，1979）能够以旁观者甚至亲历者的身份展示他们获取的一手材料，然而除去详尽的生活史资料，以“同侪间第一人”的形象出现的帕克，其学术肖像依旧模糊，尚停留在底稿阶段。有感于芝加哥社会学家沉浸于“田野的艺术”，表现出同古典理论渐行渐远的经验取向，哈布瓦赫（Halbwachs，1932）较早使用“学派”一词来称呼这个学术共同体。可是，一旦如此，就难免遮掩了他们彼此迥异的精神气质，得出其“窄化了社会学的定义”，沉湎于信息收集—结果分析的经验循环的结论（毕向阳，2021：82）。事实上，芝加哥学派更像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团队，以至于他们的学生展现出各种独特的研究风格（Becker，1999）。在被哈布瓦赫重点关注的《城市》一书中，就同时收录了麦肯齐充满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人类社区的生态学方法》以及帕克颇有人文旨趣的《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两篇文章。而诸多迹象表明，帕克与其同事之间不仅是研究风格的不同，更是对人类生态学有着不同层面的理解。关于人类生态学何时被承认为一门科学尚无共识。不过，帕克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Park，1915）一文，通常被认为是其后20年间涌现的大量关于城市生态学研究的起点（Berry and Kasarda，1977：3）。有学者认为，正是这篇文章使芝加哥学派以一种生态学派的方式成为美国社会学的舞台中心（Alihan，1938:11）。然而，这场运动在1950年前后戛然而止。随着霍利和邓肯对芝加哥学派的重新定位，宣告了帕克等人创建的理论雏形的死亡。本文无意探讨人类生态学后来在哪些方面得到了完善，但却注意到，文化和行动维度在新框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排除情感、动机和价值观等观念因素相当于抛弃了社会现象研究中的重要因素”（Namboodiri， 1994）。对此，贝里（Berry，1988：139）曾评论道：“在这种机械逻辑中，文化没有在环境和行动之间插入认知屏幕的空间。一个社会也没有通过象征和神话来组织其包罗万象的经验的空间——没有唯心主义，只有唯物主义”。换言之，人类生态学沦为一门社会研究的技术，只关注基本的生态变量，而不是像帕克预期的那样，能够对具体而微的社会生活进行一种总体性的考察。尽管帕克在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中渐渐被遗忘，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的智识遗产却再次得到发掘，用来实现对空间学派主导的地理学的反动。在帕克人文地理学的追随者看来（Ley， 1977），帕克虽然支持抽象的空间关系科学和社会领域的统计研究，但他压倒一切的信念是：对城市社区等自然区域的定量研究，只能获得对身在其中的人群的表面理解。的确，相对于统计学家，帕克自认是一个“整体论者”。早在对麦肯齐那篇《研究人类社区的生态学方法》的评论中，他就提醒道：“你没有强调……构成生态单元的个体是如此地有关系，以至于如果一个个体受到环境的影响，它就会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将这种适应所产生的变化传递给社区的其他成员。我不相信植物生态学家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但它对我们关于人类生态学的认识至关重要”（Entrikin，1980：55）。在帕克（1932a:798）看来，“把社会仅仅看作是人口的总和是不够的。社会的性质‘更多地在于其构成，而不在于它的组成部分’”，也只有这样，社会中的个体才不是一个标准化的存在。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关于人类生态学“唯物主义”的批评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康德主义讨论的一种延续。受其博士论文导师文德尔班的影响，帕克在1921年发表了题为《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三篇系列文章，对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展开细致讨论。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帕克能够将他的思辨兴趣与实践结合起来。彼时，年轻的生态学为研究人类社区提供了一个实用的视角，帮助帕克解决了文德尔班所说的怎样在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上创建社会（科）学的问题。这个新框架被命名为人类生态学，帕克试图把它建设为一门总体性的人文科学。尽管人类生态学后来的倡导者坚持使用这个名称，但在与生态学的关联方面，要么感到遗憾（Siegel，1984），要么漠不关心（Hawley，1986）。帕克相信，人类生态学可以从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之间相似的理论结构中发展出来，他曾借用群落（community）、生态位（niche）、共生（symbiosis）、继替（succession）这样的生态学术语来理解类似于生物系统的社会现象，并尝试在理论上实现一种整合。一方面，生态学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生物体、种群（每个种群都由同一物种的个体组成）和群落（每个群落都由相互作用的物种和将其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组成）；另一方面，对移民生活和族群关系的研究构成了美国社会学存在的原初理由之一（Veidemanis， 1963）。因此，族群关系研究自然成为人类生态学的核心议题。为了细致地描绘帕克的学术肖像，本文将依照“种族关系周期”的逻辑顺序（Lyman， 1968），先从生物“竞争”和社会“冲突”出发，在同生态学的联系中考察人类生态学独特的“继替”观，而后回到美国生境内部，探讨帕克寄托于城市中的“适应”和“同化”的想象。（一）“竞争”与“冲突”
田耕（2016）在解读《城市》时指出，帕克“将空间性很强的‘竞争’概念作为看待社会的基本前提”。竞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劳动分工，是从家到国的每一种永久社会形式的根本”（Park，1938：193）。但是，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竞争不仅仅是一个“个体化”的解析过程，它还涉及一种发生在国族之间的整合过程——“人类之间的竞争已经带来，或至少促成，不仅是领土的，而且是种族和民族的占领分布”（Park，1938：193）。动物、植物群落的主要特征是“无意识的竞争”。即使竞争是不受限制的，“生活在同一栖息地的生物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特点是相互竞争的有机体的无意识合作”（Park，1938：193）。与自然界不同，在人类社会中，竞争经常受到习俗、法律等的限定。而在共识之外，人类往往通过有组织的冲突继续进行着“生存竞争”（Park，1941：557），其中最典型的形式便是人类所特有的战争。在广义上，冲突是竞争的升华形式；在狭义上，竞争与冲突全然不同：一方面，生物性竞争“将传统的社会秩序分解为其个体要素”，以便在由相互依存的个体构成的经济圈内实现“高度的专业化和更广泛的分工”（Park，1941：565）；另一方面，社会冲突往往会导致冲突群体的上位和下位的整合，“无论它们在性质上是家族性和部落性的……亦或是国族的、种族的和宗教的”（Park，1941：565）。通过对竞争和冲突的区分，帕克实际上澄清了“社区”和“社会”所指涉的不同范畴，二者分别侧重于“单一实体的生物和文化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生物社区，“即占据领土、定居在栖息地的人口”；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化单位组织起来，“最终在政治上采取行动”（Park，1941：565）。
在所有的共同事业和人们所采取的所有集体行动中，在人们所付出的努力的数量和质量上，战争无疑是最蔚为大观者；其后果亦是最具毁灭性和革命性的。人们把他所有的一切：财富、科学、不屈不挠的意志，最终他的存在都投入战争中。（Park，1941：563）
把战争归入生物范畴的做法显然是别出心裁的。战争并非一种自然选择的事变（Park，1941：565）。在全面战争情况下，个体层面的竞争早已演变成社会层面的冲突，“生存竞争”升级为人类特有的“为卓越而战”。战争不仅谋求“扩大其主权的领土界限”，而且“试图强加给与其发生冲突的国家和人民一种符合主导政党、种族或民族之利益的政治和经济秩序”（Park，1941：570）。这种关于竞争与冲突的区分是帕克对二战所引发的世界冲突的回应，是人类生态学对战争本质的辨析。帕克（Park，1941：558）认为，现有族群之所以有资格存在，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湮灭的物种‘优越’”，“而是因为他们是‘适者’。换言之，他们适应了自己在自然经济中占据的‘生态位’”。这种“物种的散布”及其“多样性的保存”，“乃生物进化史上最引人入胜的篇章”（Park，1941：559）。（二）社会形态的自然继替
生态学研究的是“生活在同一生境的……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物群落内部“呈现出的集中的或有机的特性”（Park， 1939：14）。在生态学的众多概念中，“竞争”起到调试有机体相互作用之关系的功能，“支配”则可以发挥维持公共秩序的作用。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战争，往往造成支配形式的变迁，这符合社会形态“继替”的自然过程。确切地说，生态学使用“继替”一词来指代“生物社区在其发展过程中，从相对不稳定的初级阶段到相对永久的高潮阶段的有序变化序列”（Park，1936a：9）。1936年，帕克相继发表两篇重要文章，致力于探讨人类生态学的“继替”观。他指出，“继替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一系列有序和不可逆转的事件” （Park，1936b：172）。不过，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的后果”。在“继替”的概念中，“隐含着一种更为根本的社会变革的观念”（Park，1936b：174）。按照帕克的说法，总会“发生一些事件，持续扰乱人类社会的生物平衡和社会平衡，从而侵蚀现有的社会秩序”（Park，1936b：177）。这导致“原本受到控制的力量和趋势得到释放”，紧接着出现一段剑拔弩张的冲突的时期，直到周期结束，“新的生物平衡和社会平衡得以实现”（Park，1936b：177）。这样反复发生的变化会形成一个时间或空间序列，如果其中每一次变化的增量，其效果都是推进了先前的结果的话，这一序列就构成了“继替”。这样，“继替将包括对社会变化的形态学和病原学研究”（Park， 1936b：177）。
在不断发展的有机体群落中，每个阶段都会改变自己的环境，因为它的变化几乎总是会丰富它所生活的土壤；因此，它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使有更多需求的新型植物得以在那里繁衍生息。于是，更苛求的植物逐渐取代了早期的先驱者，直到最终达到平衡，一种水土变化的最终的可能。（Park，1936a：7）
二战爆发后，帕克指出，“继替”有别于单一实体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伴随着继替现象发生的是全球理智气候的变化，即“科学和技术发明的进步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但欧洲不再是这个本来被动的世界中唯一活跃的政治或文化中心”（Park，1940a：139）。随着过去遭到抑制的趋势的释放，“人们赖以生存的竞争的无意识假设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Park，1940a：140）。欧陆的自由主义哲学一直处于守势，而国家威权主义呈现出超过地方自由和个人自由的趋势。于是，人们开始质疑：“关于自然的知识的增加是否必然带来良善？”（Park，1940a：140）有意思的是，无论一战结束时帕克在课堂上举的植物界的例子，还是二战前夕他在南非观察到的案例，似乎都暗示了一种积极的趋势。突如其来的大火将农田烧尽，也因此为贫瘠的土壤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只要稍加播种，便会孕育郁郁葱葱的松林（费孝通，2001：320）。南非原始部族被外部文化入侵和征服的过程，反过来也促使南非人走出封闭状态，发展成一个崭新的世界文明（Park， 1936b：173）。事实证明，民族国家的建立非但没能使人们走出“自然状态”，甚至倍增了竞争升级为冲突的可能，直至冲突达到二战这样的规模，帕克设想的“自然状态”的结束才有了实现的可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帕克见识到“科学所唤醒的驻存于物质世界中的巨大能量”，它“将一股不可控的力量注入人类社会”（Park，1940a：147）。这股不受控制的力量正在持续作用于人类的生存条件和人类关系。在过去，“习俗和传统之网”将人们像柴火一样牢牢捆绑在一起。在“冲突的时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效地破坏了人们此前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Park，1940a：136）。帕克看到，人类社会即将走进一个由移动方式决定的时代。他着眼于一种前所未有的“集合行动，即“一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行动的连续性的共同事业或社会运动”（Park，1941：561-562）。“这些社会运动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和最基本的形式是大规模移徙”（Park，1941：562）。这些曾经“活跃迸发的运动”，“在安定下来后，变成一种常规而有活力的事物”（Park，1939：7）。随着移民潮的到来，整个美国社会的生境都将成为“城邦”那样的组织，“相对于传统的基于民族特性的散布，开始了一场各族人民融合的运动，这是城市和文明生活的特点”（Park，1941：569）。此后，社会科学“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创造道德力量……能够控制物理科学释放出来的力量，使之成为重新创造而不是毁灭人类世界的工具”（Park，1940a：147）。这是帕克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进步主义一代美国人的时代命题。帕克出生于美国内战结束的前一年（1864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1944年）逝世，这是一个“冲突的时代”（Bagehot，1904）。同时，美国正从一个乡土社会转变为一个城市社会；随着大学体制的日益完善，美国社会科学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为游学欧陆的“进步主义一代”的社会学家，帕克如何看待美国社会的痼疾？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本文将“城市”作为一条线索，来谈谈帕克关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想象。（三）都市作为和解的舞台
如果说在“种族关系周期”中，“初级阶段”的竞争和冲突是二战所引发的世界性冲突的主色调，那么，紧随其后的适应和同化的“高潮阶段”，则是以芝加哥为代表的大都市乃至美国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这也意味着，不同族群间竞争、冲突的危机尚有转圜的余地，这指向了把都市生境作为和解的舞台的社会学的理想。1.社会控制
都市社会形成的过程是致力于确立学科研究范式的奠基者们——无论是欧洲的“1890一代”，还是美国的所谓“进步主义一代”——必然要面对并且置身其中的日常现实。都市生活是个体对现代性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城市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理论检讨“现代性”的问题域之一。齐美尔（1991）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关于现代文明的发展是凌驾于精神文化之上的物质文化主导的判断，意味着作为现代文明典型形式的城市生活成为理性化外衣下人与其精神力量渐行渐远的独特舞台。这股植根于现代生活内部的分裂力量，在工业文明的几百年来一直蔓延生长，最终导致社会外在的文化发展与个体内在的文化进步很不平衡。作为现代社会进步的代价，都市人不得不努力保存自己的内在人格，并在其中唤起“最大的独特性”，以抵御隐匿于外部环境排山倒海的刺激之下的冷漠的文化客观性（齐美尔，1991：277）。一方面，城市的刺激性和匿名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个人自由的增加导致了人格危机，迫使解除束缚的个体寻求新的自我定义的手段。鉴于“这两种定义个体在整个社会中角色的方式”，齐美尔（1991：278）认为，“大都市的作用是为这场斗争及其和解提供舞台”。帕克曾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和海德堡公园参加齐美尔的讲座，从后者那里继承了城市感（Weisberger， 1992；Hadziavdic，2012）。和齐美尔相似，帕克不仅将都市社区看作是斯宾塞意义上的“超级有机体”（Park， 1936a：4），而且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心理范畴，是研究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条件。不过，引起帕克注意的是家庭、邻里等初级群体的解体，特别是因种族歧视和移民隔离引起的社会总体难以协调一致的问题（赵立玮，2017）。在美国的生境内，使社会控制异常困难的恰恰是“城市生活本身所施加的条件”。在城市化过程中快速成长起来的移民聚居区，它们强调同一生活空间的文化多样性。而移民聚居的所谓的“廉租房”不仅是“将文化的碎片收集起来”的“贮藏室”，它同时也是一面镜子，“新兴的大都会可以看到其辉煌之阴暗面的映射”（Wald，2002：653-654）。由于20世纪之初的移民潮和细菌发现在时间上的巧合，移民对一般人口构成的健康威胁被大大夸大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传染一词作为“思想传播的隐喻”，“本不一定带有消极的含义”（Wald，2002：654）。19世纪后半叶，疾病传播的病理过程导致微生物学创造性地定义了“接触性传染”，将传染与病毒、疾病传播和人身接触关联在一起。病毒在移民居住区的肆虐使人们的忧惧发生了位移，演变成一种“对于外国出生者的污秽的恐惧”（Wald，2002：658）。在这一背景下，被称为“另一半人”的移民，他们的痛苦及其滋生的罪恶被认为是上帝施予城市社区的“公正惩罚”——移民聚居区是传染病的温床，赤贫和犯罪的托儿所，时刻“维系着一支由上万名流浪汉组成的常备军”（Wald，2002：653）。对移民区最严重的控告是，它们用道德传染病感染着家庭生活。移民引发了主流思想对文化完整性的担忧：大量移民社区代表着“巴尔干化”的威胁，吸纳这些外国出生者将使美国无法识别自我的主体。赞成限制移民的人利用这一悖论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反对者则指出，限制移民与美国建国的理想不相容。基于后者，芝加哥社会学家并没有广泛地提倡限制移民；相反，他们通常倾向于强调交流和同化的重要性。2. 同化还是共生？
关于动物、植物群落的生态学调查发现，每一个群落都占据着适合它的生态位，并创造出一种环境，这一环境中的所有物种都能够在不能单独生存的条件下共同生活。这种自然经济的生态秩序被称为共生。共生关系的领域总是比那些由交流引发的亲密的、私人的和道德关系的领域更具包容性，也更能迅速地扩展（Park，1938：194）。于是，二者之间的难以匹配带来了文化适应的难题。交流的功能是“维护社会群体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统一和健全”（Park，1938：192）。在时间的维度上，任何社会形式都有其生命。正是通过交流，社会形式的生命才以传统的形式传递下去。就空间而言，交流赋予社会群体以文化单位的特性。交流编织了一个相互期待的网络，把家庭、市场等不同的社会实体联系在一起，维持一种使其能够发挥各自功能的协调。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每当新的交流形式促使文化上彼此孤立的不同族群密切接触时，常见的后果就是加剧竞争，引发冲突。
这是一个被少数零散的种族群体占据的领土，每一个族群都是一方小天地的焦点和中心，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成员都以相互熟知和忠诚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这些小的部落和家族单位之外，人类生活在这样一种彼此的关系之中，就像他们与动植物生活在一起一个样。（Park，1938：194）
当各族群的人们选择在同一个生境内谋生时，他们很可能“生活在物理上毗连，但或多或少完全处于道德隔离的境况中”（Park，1938：201）。这是历史上每一位移民的处境，他们“寻求在既定社会的经济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同时又保持着与其格格不入的文化传统”（Park，1938：202）。定居在文化的边疆，不受与外部世界来往的侵蚀。这种既近又远的心理特质意味着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距离感始终挥之不去（李凌静，2018）。由于移民缺乏家庭和群体传统施加的控制，因此他们“对移居国的传统和习俗的影响更加开放” （Park，1921：177）。这些移民表现出的“对外部刺激的敏感性”而不是被动响应，为充斥着多族裔聚居地的道德危害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Wald，2002：667）。换言之，移民聚居区提供了一个舞台，在那里，都市社会学家可以测试自己的能力：把患病的外来者转变为美国文化的生产承载者（Wald，2002：667-668）。他们试图把移民聚居区变成可预见的“过渡社区”，一个过渡的地理空间和发育的中间阶段，而不是格格不入的单元，并确保过渡遵循“美国化”的进程。在这个“美国化”的叙事中，“移民放弃了他们本民族遗产的特殊性，融入到一个‘美国的’人口中去”（Wald，2002：673）。在接触、竞争（冲突）、适应、同化的周期中，同化是最后的高潮阶段，也是 “美国化”叙事的标准结局。在《引论》中，帕克和伯吉斯将同化描述为“一个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群体获得了其他人或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并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与他们一起融入共同的文化生活”（Park and Burgess，1921：735）。这样，帕克等人就将在齐美尔那里都市人为求自我保全而以消极的心态去面对他人的“矜持”，看作是移民得以融入美国社会所必须要克服的自我“保留”（Park，1924， 1925）。然而，移民被“美国化”了，但没有完全同化。移民聚居区是一个半封闭的环境，能够“以最少的外来的影响，从生物上和文化上使自己永存和更新”（Wirth，1928：226）。“人类混杂”的组成部分被改变了，但没有融合成“一个同质的整体”，反而成就了一种新旧世界能够同时在场的美好事物——“社会大熔炉”（Cahan，1970）。从前，犹太聚居区就是这样一个自成一体的空间典范。犹太人与他所居住的更大社区的关系是“共生的而非社会的” （Park， 1928：887）。犹太人拥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历史上最典型的边缘人，是第一位世界主义者和世界公民。他是杰出的陌生人”。如今，在帕克（1928：892）看来，从欧洲旧大陆迁徙到新世界的移民，背井离乡来到大都市寻觅生计的劳工，从南方诸州解除束缚的黑人，都是所谓的“边缘人”。他们都是世界主义者作为社会控制的目标，“同化”隐含着早期社会学家对流浪的陌生人施加压制，使其安定下来的愿望。然而，同化终归只是一个理想。实际上，“美国化”永远没有完成时。在可预见的时空范围内，共生才是永存的真实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样一种中间状态，帕克不但没有感到“不能容忍”，还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同情。这当然不是因为城市的混杂生活提供给他这样的社会学家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诚如康德所言，对人类世界主义的规定性看法，首先是一种个体性的判断，因为“个体性天生就是一种不能与他者共享规范的‘豁免状态’”（比蒂、林玉珍，2018：9）。帕克就是如此。他常年游走在公共规范之外。不仅他的实用主义的知识立场，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历程总是会修正他的同化理想，转而成就一种与现实相妥协的想象。为了理解帕克的这种立场，对帕克的生命史及其精神气质的解读势在必行。费孝通（2001：257-258）认为，帕克的社会经历可以分成三段：（1）他早年的学校生活和11年的记者生涯；（2）他在美国南方和黑人在一起生活的7年；（3）他的长达31年的后半生，包括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生活和退休后的生活。在此基础上，费孝通沿袭《帕克传记》的做法，以正式进入芝加哥大学为节点，将帕克前两段经历合在一起看作是帕克作为一个“思想领域的探险者”的前半生（1885—1913年），并将其第三段经历看作是他作为一个“有名的社会学家”的后半生（1914—1944年）。作为一个思想领域的探险者，帕克尚不清楚探险的目的地，此时他还没有明确自己追求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经过托马斯的劝说，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时的帕克才确定下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拓荒者。不过，从自然史的角度来看，费孝通关于帕克生平的“三段论”的划分仍然有所疏忽。就帕克的少年时代而言，他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外国社区中长大的，同时又从小镇另一端新英格兰人的高端生活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知识”，这与他“生活在其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的知识大不相同”（Baker，1973：252）。就帕克的职业生涯而言，记者是进入城市多元世界的最方便的途径。这符合他在毕业后为自己制定的计划：“应该只专注于观察和了解这个世界，而没有任何实际的目标”，并像浮士德一样，“为了体验而去体验” （Baker，1973：252）。就帕克一生事业的出发点而言，他是以研究美国的黑人问题为切入口踏进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帕克投身的伟大事业，正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社会内部族群共生的现实。帕克一生都在实践他在结识托马斯时所说的，以研究族群关系来拓展社会学的边界。1933年，帕克出走芝加哥，再次回到他的黑人兄弟身边，在美国南方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本文认为，“札记”剑走偏锋的原因在于，一个人的一生一旦被预先设定了一个目标，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就被忽视了。所谓社会经历，既没能囊括帕克进入社会学之前的成长经历，也无法回答帕克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更不能解释他成为有名的社会学家后激流勇退的行为。因此，费孝通不得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模糊处理。比如，费孝通（2001：252）说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是得其所矣，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是帕克一生之最大成就。又比如，他认为不必去揣测帕克为什么从芝加哥退休后来到美国南方的黑人大学去“安度晚年”（费孝通，2001：324）。在费孝通（2001：323）看来，这是帕克“没能安心下来完成《人类生态学》的一个原因”。就帕克所提倡的“自然史”的方法来说，我们有必要“揣测为什么这位老师要把晚年花在这所大学，而且一直待到他离开人世”（费孝通，2001：324），这显然不能用“不甘休闲”这样的词语来模糊处理。帕克早年的成长经历（1864—1885年），毕业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丹佛、纽约和芝加哥以记者的身份漫游的十年（1887—1898年），在塔斯基吉学院和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Booker Washington）共事的难忘经历（1907—1914年），以及帕克出走芝加哥大学又回到黑人兄弟身边的“落叶归根”（1936—1944年），都是关于帕克精神气质的重要注脚。即便是在前往芝加哥大学就职的前夕，帕克也还特地回到美国南方的田野中待了两个月，并在其间考察黑人的教育问题。在芝加哥大学，帕克以“从黑人看种族混杂”的公开演讲亮相（费孝通，2001：272）。在社会学系，帕克开设的第一门课名为《美国的黑人》（费孝通，2001：276）。无论如何，帕克奔波的前半生很难说是为进入社会学所做的准备和付出的代价。事实证明，引荐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托马斯从未能将帕克“从黑人方面夺取过来”（费孝通，2001：249），成为一位有名的社会学家也很难说是帕克的人生目标。帕克的生平和无数的移民一样，都是不同版本的边缘人的故事。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这样看来，帕克并没有那么笃定。帕克对于同化和共生的复杂态度表明，社会事实并不比自然事实简单，在社会现象中除了变动着的社会条件，更有变动着的主体心智（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有意思的是，托马斯的学术生涯是被人为切断的，而帕克则是自愿离开的。芝加哥大学对于帕克而言不过是20年的歇脚地而已，帕克一生都在践行他所向往的浮士德式的浪漫主义（Baker，1973：252）。学术上的成就不能使他收获内心的满足，理性和感性在这里发生了极大的冲突。理性占据上风，压制了他的感性需要。一旦如此，他即选择回归流浪。帕克有着他文学色彩最浓的一篇短文——《流动工人的心灵：有关心智与迁移之关系的思考》——中所谓的流动工人的“恶习”。在流动工人那里，漫无目的的迁移是一种沾染了“罗曼蒂克性情”的“流浪癖”（帕克，2016a：179）。流动工人身上这种追求纯粹自由的恶习，使其挣脱了本地联系的束缚而浪迹天涯，这是以“牺牲对交往和组织的普遍需求”为代价的（帕克，2016a：179-180）。帕克的理智告诉他，“为了社会的长存与发展”，长久流动的个体必须安定下来（帕克，2016a：179）。有意思的是，帕克转而又看到，正是这种波西米亚式的浪漫情绪使流动工人为人类共同的经验宝库贡献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他感慨道：“流动工人只是迟来的拓荒者，他是拓荒精神已经消逝不再的时代里的拓荒者”（帕克，2016a：181）。流动工人不为大众所认可，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旧时代的拓荒精神与现代城市生活相悖。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社会是由相互独立的迁移性个体组成的”，“正是迁移这一事实确立了（美国）社会的真正本质”（帕克，2016a：181）。帕克以他最喜欢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结尾：除了不带任何更高目的的漫游，你认为还有什么足以慰藉心灵？这句诗不仅是流动工人心灵的真实写照，也是旧时拓荒者精神的最好表达。这种世界主义的气质赋予了生物有机体以人类特有的精神禀赋，“与美国人生活中所有其他特征相比，更有力地促成了美国建制和美国民情的形成”（帕克，2016a：181）。（二）美国社会的世界主义想象
在理论家的想象中，世界主义不像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那样信奉“非此即彼”的信条，而是坚持“亦此亦彼”的原则：首先是承认差异，并将差异视为增强自我的源泉；然后，内部的世界主义又将差异限定在一定水平上。但是，这种世界主义只是一种“规定性的看法”，而美国社会的世界主义更像是一种既定的难以更改的事实。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问世之前，对移民的研究大多属于堆砌个人数据的社会普查，其结论不外是道德说教和指责穷人。托马斯等观察到传统的波兰人习惯了面对面交流，他们渴望得到社区承认。波兰人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7）。因此，移民问题的研究单位并非是个人，而是像家庭、邻里这样的初级群体。波兰人是以群体的形式迁移的，移居美国之后，他们还同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试图保留原有的风俗和传统。但是，波兰人没有割断自己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的联系，而是“对他们在美国社会各领域中得到的任何承认都感到自豪”（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131）。只是，与“美国人”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群体的而非个人的。换言之，他们以“波兰人”的方式同外部世界发生次级关系。但事与愿违，许多移民社区不约而同出现了流动加速、传染病和犯罪等社会和个体解组的信号。为了提高社会学家成功干预的可能，托马斯创造性地采用生命史的方法，在初级群体瓦解的过程中捕获个体心智的变化。最终，在托马斯等（2000：7）看来，“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维系着的”，而目前，“这个社会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也许，初级群体的瓦解正是移民为了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托马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超越族群边界的社会秩序。可是，移民一旦将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结合紧密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就很快适应了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作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这一主题的解组及重组，只有在波兰才能够被同时观察到。在美国生活的移民，特别是二代移民中经常发生的“道德滑坡”现象，让托马斯对美国社会的解组深感忧虑（罗斯，2018：504）。在以帕克的名义发表的《旧世界特质的移植》中，托马斯（Park and Miller，1921：262）讲道：“在不丧失其文化特征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能够容纳的此类质料的数量……是有限度的”。换言之，多元的世界是值得欣赏的，但是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倾向是托马斯难以接受的。最终，托马斯认为，移民应该放弃他们本来的文化认同，孤立的移民社区应该被纳入整个城市。可惜的是，移民并没能将一种群体感带给美国，美国社会“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Handlin，2002：271-272）。与托马斯不同，帕克对于当时美国社会尚未完全同化的状态并不感到担心，他甚至学会欣赏眼前这一幅幅描绘移民生活的“镶嵌画”，这种混杂的状态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鉴于“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化与生物或共生基础层结构变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帕克（Park， 1936b：177）认为，有必要将族群共生的现实纳入社会形态研究的范畴。这样，对继替的研究就不仅涉及托马斯研究的个体心智的生命周期，而且“最终涉及对新的社会类型的孵化过程以及从老一套社会秩序中产生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的研究”（Park， 1936b：178）。在旧时代“坚强而镇定的性格”逐渐消失的同时，帕克（1921：183）发现，一种波希米亚主义“也在所有社会中迅速和普遍地增加”。在都市熔炉的混杂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幅不同族群世系、不同文化特质复合并存的“世界主义”的图景，这类似于植物和动物社区中的“共生社会”。至此，帕克所阐发的社会学的实质问题与解读帕克生命历程的线索终于汇合了，帕克的感性存在与其理性思考不再发生冲突，他的生命与他的思想交融在一起，编织出一种世界主义的社会想象。这种社会想象至少体现在以下彼此关联的四个方面：1. 都市熔炉与希腊城邦
在康德（2014：114）那里，永久和平指的是“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这意味着“世界公民形成了一个‘包括大地上所有民族’的‘世界共和国’”。从源头上看，作为欧洲文明摇篮的古希腊城邦本身就孕育着一种 “世界主义”的特质。帕克看到这股留存于欧洲历史之中的暗流，认为美国的大都会区继承了这一特性。千百年前，古希腊的人们生活在城邦之中。这些有着各种语言和各式各样的崇拜的人，由于生存的需要而团结在一起。帕克认为，“正是在这种城邦的城墙内的混杂的集会中，希腊文明诞生了……古希腊生活的全部奥秘，其从粗俗的迷信和对神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相对自由，都与这一混乱的过渡时期息息相关”。希腊时期发生的“各个民族的流动和移徙”，先是发生在欧洲其他地方，“现在正在美国发生”。在文化的大熔炉伟大的城市里，人类所有的激情和能量都将释放，我们也得以“置身于显微镜下方”，对文明的进程躬身调查（Park，1928：889-890）。2. 都市是世界主义者的栖息地
一方面，移民是生活在流动的城市环境中的陌生人，在他们的身上呈现出漫游（wandering）与固定两种规范的统一：陌生人的身体停了下来，心灵却没有安定下来，他是一个潜在的流浪者。这意味着，陌生人不受本地礼节和习俗的束缚，从而能“以较少的偏见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因此他可以接受更普遍、更客观的标准，而不局限于习俗或先例（Park，1928：888）。另一方面，移民又是文化上的混血儿，是一个共享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的边缘人。他可以与过去和传统决裂，但他决不愿意决裂。因此，“他不能完全接纳他现在谋求一席之地的新社会”（Park， 1928：892）。简言之，他夹在两种文化、两个社会的中间，二者从来没有完全相互渗透和融合。“陌生人”是文化上的“边缘人”，是广义上的“世界公民”。正是从“陌生人”和“边缘人”这种“不得不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而又不属于这两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的精神痛苦的状态中（Park，1928：893），帕克发现了形成一种新的人格类型的可能性。这是移民背井离乡来到陌生国度寻觅命运时所必然要经历的。在移民的心智中，文化冲突所引发的道德动荡最明显地呈现出来。种族世系的差异和文化的分歧延迟了适应和同化的进程。3. 白黑混血儿与种族世系的融合
基于生存的需要，来自不同种族世系的人们融合在一起。作为他们的后代，混血儿具备独特的身体特征，这使得他们与其双亲的世系区分开来，倾向于构成一个独特的群体。由于这种身体上和文化上的双重混杂，混血儿备受社会舆论的瞩目，更多经历社会变化的风起云涌。作为社会选择的结果，白黑混血儿生而敏感。身体的混杂对其内心造成困扰，身份的混杂使“他的心智成为文化交汇融合的熔炉”（Park，1931：534）。白黑混血儿倾向于脱离其出身所涉及的种族圈，但现实的种族界限使他“在为白人世界的身份地位而斗争的道路上……选择与黑人同甘共苦”（Park，1931：551）。高涨的颜色革命给了白黑混血儿一项事业。正如帕克（1931：551）所言：“这是行动的事件，只有参与这一伟大的行动才能给个体或种族以勇气和动力，而这又是从较低文化水平的智识生活上升到现代世界的较高文化水平的智识生活所必需的”。4. 开放的边疆社区
世界主义不只发生在都市生境内部，它也发生在不同族群文化接触的一切时空中。帕克（Park，1943：729）高度肯定像夏威夷、加利福尼亚这样因为处在太平洋中转站的位置而成为不同文化接壤地带的边疆社区的重要性。在各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中，人们创造出全新的生活观念和文学艺术表现形式。这种“不同民族都可以在其中分享并对此做出贡献”的边疆生活的理念，是美国“抵御外国敌人的真正防御措施”（Park，1932b：703）。在帕克（Park，1932b：703）看来，“一个民族的理想不仅是寻求自由本身，而且还寻求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慷慨和开明，从长远来看，它对美国的安全所做的贡献与枪支和军舰一样多”。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站在新旧两个世界中间的美国社会也像边缘人一样，在自我的冲突中生发出独特的“世界主义”的人格（Park， 1928）。
“现在来说，帕克究竟是个历史人物了”（费孝通，2001：331）。那他是否已经过时了呢？20年前，费孝通在“札记”的后记中提出这样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如今，帕克离世已近八十载，如果说费孝通20年前关于帕克“正当其时”的判断还没有过时，那是因为我们仍生活在一个帕克所预见的“有共生无共识”的世界中（李荣山，2022：38）。在“札记”的最后，费孝通特地记述了一段关于他跨洋寻求合作、凝聚共识的往事。1978年访美期间，费孝通拜访了在燕京大学听过帕克讲课的老同学杨庆堃。可想而知，杨庆堃在美国安定下来的过程中必然遇到过许多无形的藩篱。但是，二战期间，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受到大众舆论的冲击而有所改观，杨庆堃得以在匹兹堡大学获得社会学教职。待到费孝通访美时，中美关系呈现出一派向好的共生气象，二人得以策划了一个邀请来自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地各大学的力量，参与培训国内社会学师资的计划（费孝通，2001：333）。有意思的是，在帕克晚年发表的《物理与社会》一文的结尾，他出人意料地谈到了这位“在中国结识的年轻社会学家”的故事（Park，1940a：151-152）。他讲到，杨庆堃曾在美国留学，毕业后娶了一位美国人为妻。他们的女儿从“阿玛”那里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常常用汉语同母亲讲话。母亲却坚持和她讲英文，想要女孩成为一名双语者。作为交换，这位母亲允许女孩提一个要求。女孩说：“我希望你能多说点中文，然后，我希望妈妈，你有更多的迷信。”在评论中，帕克流露出对美国城市社会的忧虑。他说：“有件事是中国比美国更好的……那就是中国人迷信的程度。”这不仅是狭义上的“迷信”，更是美国学者有意无意遗漏的民间传说和当地传统，它们在美国的大城市和工厂城镇中尤其匮乏。然而，“它们构成了文化以及那些使社会生活变得可以容忍的共同理解的土壤”；“这些习惯上熟悉的和民间的事物，包括与之相关的联合，如果缺席的话，就好像一切让人舍不得离家出走的事物都消失了一样”。毕竟，对社会生活而言，技术只是次要的和工具性的。“人可以，而且曾在没有科学的情况下生活过，但不能在没有某种生活哲学和某种信念的情况下过生活”（Park，1940a：152）。
城市，尤其是现代美国城市，乍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毫无人工痕迹的自然生长之物，因而人们很难将其看作一个生命体……人们很容易被城市的这种几何外形欺骗，以为它是一种纯粹的人工构造物，可以像一个积木搭建的房屋一样，将其任意拆分和重组。然而，城市实际上根植于其居民的习惯与风俗之中……有其自身的生活和生命。（帕克，2016b：8）
何谓城市？城市不是“若干个体的聚集”抑或是“社会设施的聚集”，不是“各种机构与行政管理设置”以及“各部门的公职人员”，而是“一种心智状态，是各种风俗和传统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并不只是一种物理装置或人工构造，它就内含于那些组成它的个体的生命过程之中，因而，它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之自然，即人性的产物”（帕克，2016b：5）。如果我们把城市看作是一种地理单位抑或是一种经济单位，那么城市就是一种物理机制，无需称之为一种“心物机制”。在帕克眼中，“心物机制”是一种“不能被拆解然后重新组合的东西”，“它有其存在的原理，在其自身之内，而不是像机器那样存在于外部”（Park，1940a：150）。因此，这一原理一定不是法律和契约，而是“内在于风俗之中并不断传播的态度与情感”（帕克，2016b：5）。这些态度与情感之所以为人们所共享，是因为人们具有一种“同情”的能力，“感觉到别人的行为倾向，就像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倾向一样”（Park，1940a：149）。这种能力的养成源自威廉·詹姆斯所说的“熟识”，是“一个人在与周围世界长时间的切身接触中不可避免地获得的认识”（Park，1940a：149）。这种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生态学强调的“有机调整或适应”的过程——“不是通过特殊的媒介，而是通过我们全部有机体的反应来认识事物”（Park，1940b：670）。正是这样一种对周遭事物的真切体验，“使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选择或注定要生活的世界里宾至如归（at home）”（Park，1940b：670）。因此，帕克（1940a：145）认为，“美国和世界当下的困境”，“既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文化或者社会精神病学问题”。他批评一些物理学家，他们要以自然科学的理性替代传统文化，将民间信仰和宗教实践当作迷信铲除。在帕克看来，诉诸理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事实和逻辑，而是孕育熟识的土壤。家庭是培育“同情”与“熟识”最自然最妥善的领域。在现代化的变迁之中，“家”却沦为共同体与社会新旧两种逻辑争夺的战场。或许在一些个体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革命时期，“家”一度成为现代人追求自由、国家走向富强的障碍（许烺光，2001；阎云翔，2006）。不过，“家”却是“告别祖荫”的现代人始终难以割舍的自然情感的栖息地。在这个意义上，潘光旦曾经用“位育论”表达了和人类生态学“相通的意义”（费孝通，2001：336）。朱子注云：“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位育不是动植物生态学意义上的“适应”或“顺应”。位育的“位”不同于纯粹自然经济中的生态位，因为这个位置一定可以作为“生命的源头和归宿”（周飞舟，2001：28）。对于美国这样多族群的移民国家来说，世界主义是内在于美国性的。在托马斯搜集到的无数自传中，帕克感受到移民真实的情感与态度，洞察到他们心智中的文化冲突——一种“分裂的自我”。这是“边缘人”生活的常态。这些人源自不同的种族世系，身负不同的文化烙印，即便在城市生活中谋得一席之地，也很难感到宾至如归。长此以往，移民就将一种以家庭为核心向外扩展的传统秩序抛诸脑后，努力去适应一个经济上彼此依存、情感上却相互隔离的共生世界。如同帕克（2016a：179-180）所言，他们习惯于“挣脱本地联系的束缚，浪迹天涯”，甘愿牺牲“对交往和组织的普遍需求”。对于中国来说，一些“边缘人”的故事同样发生于在城乡间流动的三亿多人身上。不过，中国社会还很难算是个移民社会。这些“边缘人”或许在自然经济的生态秩序上被货币夷平了，甚至献身于外来的价值，但是他们难以同过去和传统决裂。可能中国城市中的移民心中都有个“家”，由于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这样一个牵挂，才能让他们身处异乡流动而不流浪。这与“世界主义”的美国社会完全不同。可想而知，一旦丢失了这个牵挂，我们将与“陌生人”无异，更不用说与他者共生了。这是帕克带给我们的思考。